数千亿资产大转移，中国富人热衷资产转入离岸信托背后

改革开放四十年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中创造财富最快的时期之一。根据CapGemini的数据，中国高净值人士(指持有100万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的数量从2006年的近18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125.6万人，共增加了6倍，并且未出现放缓的迹象——2016至2017年间人数增长11%。

根据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第五期《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的私人财富已迅速增长至16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万亿美元)，是2006年的六倍多。中国现有400多位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而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们在走过三四十年的奋斗之后，陆续步入了“知天命”、“耳顺”之年，他们创造并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也已经进入了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公开数据显示，未来五至七年，约有300万民营企业家会把家族财富传递到下一代手中。

如何让财富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妥当地传承给下一代?家族信托在富人们当中日趋流行。据《中国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目前中国家族信托规模约为441.8亿元。展望2020年，中国本土家族信托规模可达6275.5亿元。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于家族信托的认识已经从‘WHY’发展到了‘HOW’的阶段。”瑞致达(中国)董事总经理Sherrie Dai在接受《陆家嘴》杂志记者专访的时候提到。“中国富人们对家族信托已经不陌生。” Sherrie Dai说，十几年前，很多人一听到家族信托，第一反应就是问“回报率是多少”，而现在高净值人士更关注的是家族信托的结构。作为全球三大信托、基金管理与企业服务供应商之一，瑞致达有超过30年的全球信托运营经验，覆盖全球46个司法管辖区，管理资产规模达到2800亿美金。自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瑞致达见证了中国家族信托的成长历程，在Sherrie Dai看来，在资产多元化、家庭成员身份多样化的背景之下，离岸家族信托的设立热潮还将持续。

越来越多的富人们倾向于设立家族信托来安排自己的资产。2019年1月12日，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在香港提交的文件里披露，已在2018年12月31日将手中大部分融创股权(市值约45亿美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基金South Dakota Trust Co.。

此前，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通过其设立的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将自己持有的龙湖集团44%股权(市值约72亿美元)，全部分派给自己女儿蔡馨仪设立的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

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周黑鸭当家人唐建芳都把财富转移到离岸家族信托中，他们转让的目的也与接班人计划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在2018年就有超过15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方式，安排各自的股权。相关信托计划所控制股权市值接近2400亿港元。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设立离岸家族信托?Sherrie Dai指出，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富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高净值家庭的特点，也让离岸家族信托更受青睐。

“在十几年前，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最注重的是投资回报率，当时他们更关注财产如何增值、如何投资能够获得更好的回报。” Sherrie Dai讲述道，在近几年，瑞致达接触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需求，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维持财富水平、保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将财富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

在上述国内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负责人看来，当前不少富豪之所以纷纷热衷将资产转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一个更现实的算盘，是将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风险隔离。

随着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与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骤增，越来越多中国富豪纷纷借助离岸家族信托基金规划财富传承与资产保值。

另有媒体报道，2018年年底共有4位中国富豪基于避税与尽早规划财富传承的考量，将超过170亿美元财富转移到离岸家族信托基金。“事实上，离岸家族信托基金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传承与税收递延两方面，还能最大限度确保财富保值。”一位从事离岸家族信托业务的香港律师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这种财富保值效应正日益被中国内地富豪看重。

近日，这位律师先后为多位内地富豪提供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的咨询服务，整个业务量是2018年同期的3倍以上。在他看来，这些内地富豪之所以计划尽早设立离岸家族信托，主要目的是在财富保值情况下尽早安排家族财富传承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提供的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架构只能在尽可能保本基础上提供年化2%的收益，但不少内地富豪依然趋之若鹜。“某种程度而言，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倒逼中国内地富豪的财富观念发生骤变——从以往的追求高回报，向财富长期保值与个性化财富传承转变。”他直言。

然而，在内地富豪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实现财富长期保值与个性化财富传承后，未来他们指定的受益人(中国籍)是否需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或遗产税，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新税法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将离岸信托资产的传承纳入应税项目，这需要相关部门给出相关的操作指引。”一位熟悉中国税法条款的国内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负责人表示。

在多位离岸信托架构服务提供商看来，当前越来越多中国内地富豪计划将大量财富纳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导致他们担心家族财富正承受越来越大的投资风险。汇丰银行最新统计数据称，在汇丰追踪的450只对冲基金中，去年仅有16只基金获得正收益，占比不到4%。其中不少旨在为全球富豪家族资产创造超额回报的对冲基金更是遭遇业绩滑铁卢，比如瑞士苏黎世Entrepreneur Partners公司旗下Trias L/S基金产品去年亏损26.9%，位于苏黎世的大型主动资产管理集团GAM旗下对冲基金Cantab Capital2018年出现23.1%的投资亏损，贝莱德旗下BSF欧洲多元化股票绝对收益基金2018年也亏损19.9%。

“这是众多全球富豪难以承受的财富损失幅度，驱动他们只能将离岸家族信托视为资产配置避风港，中国内地富豪也不例外。”上述从事离岸家族信托业务的香港律师透露，从2018年10月中旬美股大跌以来，向他咨询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的内地富豪一下子增加不少。原先他每月会前往内地两三次，向内地富豪解答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的各种疑惑，如今这个频率变成每周一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相比对冲基金等资管产品主要追逐超额收益，离岸家族信托基金的投资策略则截然不同——它主要将信托资产配置在高信用评级债券，以及跨周期的投资项目，在尽可能分散投资风险同时降低家族信托资产净值波动性，实现财富的长期保值。甚至在瑞士，不少提供家族信托服务的私人银行合伙人还承担“无限责任”。若他们管理的家族信托资产短期内无法收复“失地”，他们需用自己的资产利润补贴用户家族信托资产的亏损，如此迫使他们在投资策略设定方面做到足够严谨，最大限度提升家族信托资产的投资安全性。这位香港律师透露，在设计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实现财富长期保值时，他发现多位内地富豪还有其他的“算盘”。比如有位富豪担心自己子女婚姻可能破裂，导致自己部分家族财富不得不分割出去，因此打算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隔离上述风险，还有一位富豪打算财富隔代传承(直接传承给自己孙女)，因此想用离岸家族信托将孙女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而不是他的子女。

值得注意的是，当巨额家族财富纳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时，是否需要补缴税款，俨然成为不少内地富豪共同的疑惑。“此前不少内地富豪都询问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知道，随着中国税务部门与其他国家按照CRS条款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他们海外离岸家族信托基金的资产状况也会被曝光，存在被税务部门追缴税收的可能性。”这位从事离岸家族信托业务的香港律师透露，但他的回复是，通常离岸家族信托管理团队在将出资人财富纳入离岸家族信托前，都会审核出资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完税。除非出资人自己隐瞒部分财富的非法来源，否则税务部门不大会要求离岸家族信托里的资产补缴税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相比补缴税款，多位内地富豪更担心的是，未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受益人在得到这笔巨额财富时，是否需要缴纳相应的遗产税或个人所得税。

“坦白说，目前中国新税法也没有明确是否将离岸家族信托基金资产传承纳入应税项目，所以我们也只能等待相关部门出台具体的操作指引。”前述律师坦言。事实上，是否需要缴纳遗产税或个人所得税，很大程度与受益人国籍存在密切关系。若受益人属于中国国籍，不排除根据中国相关税法需要缴纳相应税收，但受益人也可以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实现税收递延，尽可能实现家族财富传承最大化。

在上述国内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负责人看来，当前不少富豪之所以纷纷热衷将资产转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一个更现实的算盘，是将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风险隔离。

“尤其在房地产政策调控导致房地产企业经营压力骤增的情况下，地产企业富豪的个人财富很可能随着企业出现经营问题而大幅缩水。”他指出，比如很多地产企业创始人在融资类理财产品里承担无限连带担保义务，若这类理财产品出现兑付逾期，金融机构有权冻结他们的个人资产(包括持有的公司股权)用于兑付本金利息。但当个人财富转入家族信托基金后，它就不属于地产企业创始人个人所有，因此金融机构如法炮制的操作难度大幅增加。

“这无形间对上述融资类理财产品的追偿效力构成不利影响，因此近日部分嗅觉敏锐的金融机构会提前要求融资企业创始人不得在产品存续期间，将个人财富纳入离岸家族信托基金里。”他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