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大跃进”

资本与影视娱乐，这两件曾被普通大众视为最快乐的事，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正以一种奇妙的姿态共存着。

在筹备华宇电影有限公司在新三板的同时，孙航宇还不忘“副业”——和朋友考察上海市郊一家大型商场的影院投资机会——但他无法保证自己能够竞标成功。

孙航宇是上海华宇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考察影院的过程中，他发现天上并没有掉下馅饼。“一个商场招标影院投资，进来20多个影院投资方，最后把竞标价拉得很高，已成为常态。”他悻悻说。

对渴望投资影院的企业和资本而言，一组数据已牢牢印在他们心里：相比美国平均8000人拥有一块银幕，日本与韩国平均2万人占据一块银幕，但在中国，这个数值变成30多万人才共享一块银幕。

近年，大城市影院比邻而起，县级中小城市影院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场影院投资热潮所换来的，未必是真金白银，倒很可能新一轮产业泡沫——随着国内电影院线单块银幕票房收入趋向下滑，如何让影院收入在红海竞争里保持持续的增长，正考验着每个影院投资方的管理“平衡术”。

跑马圈地

没有钱是悲哀的事，但金钱过剩更加悲哀。

数据显示，在房地产、煤炭等各路资本推动下，去年全国新建影院803家，新增银幕3030块，相当于每天平均增长8.3块银幕。然而，国内电影票房收入能否支撑银幕高度扩容速度，却是未知数。

按去年国内电影票房131.15亿元、银幕总量接近9000块测算，去年单块银幕的票房收入降至约140万元，较2010年下降约20万元。通常，单块银幕票房收入被用来衡量电影院市场的饱和程度。

“如今，一二线城市地区的多数银幕票房收入都有所下滑，拉动国内电影票房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多数来自二三线城市新增电影院银幕带来的增量收入。”孙航宇表示。

但这不能阻挡资本涌向“口红效应”光环下的投资富矿。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韩国乐天集团正在与中国一家省级电影制作公司协商电影制作、电影版权海外发行与电影院线投资等合作项目。韩国电影院票房市场已接近饱和，在他们眼里，持续高增长的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正成为未充分挖掘的价值洼地。

不过，乐天集团仍显得姗姗来迟。

国内电影票房近年持续高速增长所换来的，是国内各大院线雄心勃勃的银幕扩张计划，即使是刚刚涉足电影院投资的地产商世茂集团与今典集团，都打算短期将银幕持有量增加至三位数。

在他们眼里，电影院投资或许是高利润产业。以建设一家6-8个放映厅、中高档装修的电影院为例，初期投入约2000万元，假设年票房达到2000万元，在扣除电影制作方(分掉票房收入的43%)与电影发行方相关票房收入提成后，电影院经营方还能留存约1000万元，若按300万元房租/年、约250万元折扣(通常电影院经营时间5-7年)与人员开支后，如成本控制良好还能得到约100万-200万元利润，再加上电影院小卖部收入(占票房收入7%-10%)与电影广告收入(年收入100万以上)，电影院实际年经营收益可能高达300万-400万元。

甚至连电影制片公司也加入参与影院投资盛宴。决定进入影院投资前，保利博纳总裁于冬观察到，在好莱坞大片冲击下，没有实体产业的本土公司，抗风险能力颇为薄弱。于是保利博纳设立了北京博纳国际影院投资管理公司，在保证自身电影拥有放映渠道的同时，争取更高的票房收益。

“如果票房持续增长且拿到偏低房租，可能最短3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成本。”一位电影院线投资方王刚(化名)透露，接下来就是每年数百万元的经营纯利。

影院“大跃进”

然而，理想未必总能照进现实。

各路资本涌向电影院投资“跑马圈地”的结果是，争相抬高租金，高价中标者何时收回成本，正变得遥遥无期。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电影院年租金约300万元，但如今某些商业地段上佳、人流量较高、走高端商场业态的商业广场直接要求将电影院租金与影院票房收入直接挂钩，分账比例从13%-15%不等。此外还要从电影院小卖部与电影院广告收入提取相应比例的提成。

“等于养肥了商业地产开发商。”王刚此前听说上海八佰伴商场的新世纪影院今年10月租约将到期，但在续租谈判过程中，即使新世纪院线经营方将房租报价提高近一倍，八佰伴广场方面仍不愿轻易放掉影院这棵摇钱树。目前八佰伴商场的电影院年票房收入已超过2000万元，外加小卖部与电影院广告贡献约200万-300万元收入，即使扣除场地租金与人员开支，每年仍能产生数百万元利润。

“市场传闻八佰伴商场方面曾考虑过自己运营这家电影院。即使新世纪院线成功续租，也得赶在6个月过渡期结束前尽早完成手续，否则会有新的院线投资方高价竞标。”在王刚看来，由于国内电影院尚未建立全面客观估值体系，基本依赖投资方的主观收入预期给电影院估价，某种程度让商业地产商待价而沽，加剧电影院投资泡沫与价值虚高。

此前，一家四川电影公司打算出资6000万元买下上影集团在成都投资运营近3年的一家电影院，并打算交给王府井集团重新管理。过去3年，上影集团耗资2000万元做设备更新与市场推广，将这家电影院票房提高至1200万元/年。新的投资方看好王府井的加入，期望能够提升整个商场的业态品质，进而带动电影院票房大幅增长。此前，王府井集团管理的一家电影院年票房收入曾达到6000万-7000万元。

开源还是节流

只是，在电影院疯狂投资背后，谁会是最后买单者？

一家近期决定放弃上海松江地区某商业广场1600平方米电影院项目的投资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促使他们打退堂鼓的原因，是听说周边地段还要兴建几家电影院，而且建筑面积与规格比他们更高。

“1600平方米只能建设5-6个放映厅，装修受到面积约束，又难以做到奢华时尚，很难和10个放映厅的电影院竞争。”这位负责人向记者道出电影院比邻竞争的黄金法则：除非在这个地点占据放映品质的制高点，并拥有最大数量的放映厅能灵活引进不同风格类型的热门影片，否则很容易被淘汰。但他也知道，部分“自作精明”的电影院投资者并不是指望电影院经营盈利，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趁着大型电影院线银幕扩张，先圈地占据当地电影票房份额，再择机将电影院高价卖出，或按高租金转给院线经营。

但是，今年收紧的银根意外打碎了他们的梦想。

受困融资压力，部分地产开发商的院线投资扩张步伐正悄然放缓。即使仍在跑马圈地的院线，也多数持观望态度——他们会先观察电影院的票房收入是否持续增长，及周边院线投资建设计划，再决定是否出手投资收购。面对单块银幕票房开始下滑的经营窘境，各大院线经营方不得不在扩张与营收效益间努力找到平衡点。

譬如，脱胎于万达自有商业地产、拥有数百块银幕的万达院线，就通过内部调配资金，用一些电影院的盈利补贴新建电影院初期经营亏损，化解单块银幕票房收入下滑的困境。

“但万达院线的竞争优势，还在于它的规模效应。”一位了解万达院线商业模式的人士透露，如苏宁易购与万达院线签订过一份贴片广告的年度合同，即苏宁易购的相关广告能在万达院线旗下几乎所有屏幕放映，扩大广告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更重要的，按照商业地产界流行的1：15经营模式，即电影院收入1元，可带动商场整体收入15元，万达院线给万达商业广场做出了收入贡献，由此获得的经营收入分成，或许能帮助万达院线避开银幕票房下滑的行业尴尬。

“但在疯建电影院后，电影票价格战、片源争夺已不可避免。尤其是大城市CBD地段可能云集数家电影院，部分影院之间的步行速度不超过10分钟，高密度的影院分布状况必然分流大量观众。”在王刚看来，等待电影院投资方的，将是无休止的“生存竞争”。

对于影院投资方而言，要生存，开源还是节流，这是个问题。

前者，成为绝大多数影院的选择。为了提高消费者体验的满意度，各家影院花大价钱引入3D、IMAX等新技术，并提升服务标准。甚至北京UME华星影院成立之初曾耗资十几万元从国外进口爆米花机，连玉米粒、焦糖、油料甚至包装桶都要进口。

“UME一直致力于树立国内电影院服务的标杆，通过标准化的服务，能吸引到更多观众。”在一位影院投资方看来，这套高投入换来高产出的做法，随着越来越多影院投资方的“模仿”，正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

“只看到投入不得不加大，但产出却见不到水涨船高。”王刚透露，当电影院按五星级标准建造时，平均一个座位的投资成本已从几年前的8000元涨到了2万元左右，一个电影院按1400个座位计算，投资成本近3000多万元，能在5-8年收回成本，算是幸运。

但记者从多位影院投资方了解到，其实比拼影院服务品质之外，真正能决定影院在激烈竞争中存活的关键，是管理成本能否压低。

以一家管理20-30个放映厅，每天需要排映165场电影的AMC大型影院为例，仅由4-6个放映技师轮流操作，在票房淡季放映员可能被缩减至2-3人，让影院如此高效的原因，则是AMC影院采用的是大盘放映机的管理模式，只要排片人员将影片放映时间准确无误地输入到计算机，30个厅、165场的放映排序管理问题便迎刃而解。这让AMC能以低票价争取更多观众。

“但在国内，同等规模影院管理运营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并不容易。”孙航宇透露，一个中型影院的工作人员约需要20人，随着院线投资扩张过快，部分影院存在人手不足或者人才流动率高的问题，导致运营管理成本普遍较高，“一家新电影院最先两三年的票房收入，在和片方分完账，交完房租、物业费后，可能是入不敷出。现在很多投资者只能拿时间换空间，寄希望二三线城市票房能够忽然发力大幅上涨，让他们有解套机会。”

只是，“靠天吃饭”能否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却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