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打工皇帝时薪26万 万倍于当地最低工资
存在并非就是合理，目前“打工皇帝”的每小时薪水，相当于最低时薪的1万倍。
香港纳税排名首位的“打工皇帝”去年光税收就要交掉7900万元人民币，推算下来他一年的薪水约5亿港元。假设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他每小时的报酬高达26万元人民币，是当地最低工资的9200倍，相当于普通香港人两年的薪水。同样打工，收入为何如此悬殊，是否公平合理？
存在的并非就是合理的。往上比，高级打工仔毕竟不是老板，他就算对公司有再大的贡献，毕竟不需要承担生意失败和倾家荡产的风险。
他的收入不能直接跟白手起家的老板们看齐，否则就是奉献和回报的不对等。往下比，大班们和普通打工仔的收入差距也不宜拉开得过大。目前“打工皇帝”的每小时薪水，相当于最低时薪的1万倍。要说工作强度，大班坐着私家飞机，在空调房间里办公，肯定没有建筑工人辛苦。要说对社会的贡献，又不会比医生和科学家更大，难以解释他们的超额报酬。
纵向比较，高级打工仔从公司里拿走的利润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今年香港最赚钱的10家公司的交税总额为155亿港元，比上一年高10%。香港排名前十位的金领交的税为5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大增82%，可见他们收入涨幅超过整个公司。
另外，香港普通打工仔干活的强度不低于高级大班，很多人每周工作时间长达60小时，他们每年获得的加薪幅度往往还跑不过5%的通货膨胀。2011年开始，香港实行28港元一小时的最低工资，之后工人联盟大游行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到33港元，受到多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他们称因此会提高失业率。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班一小时几十万元的时薪反倒是合理的。
税务局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并不公布这10位“打工皇帝”究竟是谁，但从”公司”年报对高管薪酬的披露可见一斑。香港被公认的“打工仔一哥”，是”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根据年报公布，他去年收入高达1.7亿港元。
”和黄”的业务包括货柜码头，零售连锁和地产，是香港最盛产“打工皇帝”的公司。和黄的控股公司，”长江实业”的副主席李泽钜去年的薪酬达1.24亿元人民币。就算李泽钜作为香港首富的长子，不算作是打工，那么和黄内还有另外3位高层的年薪高约4000万元人民币或以上，均能跻身公司打工薪酬榜的十大。至于其他打入十大的公司高管，也大多和地产行业有关。香港地产行业利润惊人，这才是高管薪水水涨船高的源泉。
有人说，别看高管拿得多，要看他们给老板挣了多少钱。其实大班薪酬不合理的根源正在于他们的雇主利润过于丰厚。比如投资”银行”里收入最高的人，往往不是从事主营业务的公司”金融”服务的银行家，而是交易员。
他们拿公司的资金去赌博，再加上几十倍杠杆，赌赢了自己拿走大笔奖金，赌输了最多卷铺盖走人，也不需要给公司赔出钱来，这就使得他们尽量大用杠杆，给公司增加了风险。和黄的霍建宁原是会计师，也是资本运作的高手，这就是他对公司的主要贡献。
他在1999年，操刀为和黄以1180亿元人民币出售”英国电信”公司Orange，令集团的纯利大增12.4倍，当年他获得2亿元人民币薪酬。至于2011年的代表作，则是安排港口业务以的方式在新加坡分拆，避开了香港规则的限制。这是香港资本市场的一大损失，但霍建宁的创新之举又可以拿到天文数字的奖金。
要说香港“打工皇帝”的那些本事，无非就是左手进，右手出，低买高卖。诚然，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也需要超人的技巧，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和其他技能相比，比如工程，医学，科技，这种技能对社会的贡献有限，也是到了金融一家独大的今天，才变得特别管用。
不仅这些公司的老总拿得多，香港很多金融行业的人收入也让人咋舌。一般投行里的董事总经理一年最少能拿到100万”美元”，而一家投行这样的职务全球可以有几千人。有股神之称的”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就很有自知之明地说，他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因为他选股票的技能要是在古代可是派不上任何用处。他跑得又不快，跳得也不远，要生活在远古时代，一定早就被淘汰了。
如果说香港房地产一家独大引发高薪怨言，那么内地高管高薪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特别是银行。其实中国银行家的绝对薪水并不能算高，四大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享受国家副部级待遇，他们的薪酬不过一年1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国际投行里二十几岁的小年轻的水平。
收入高的是那些股份制的银行，比如招商、民生、”深发展”等，但也就最多100万美元，和国际同行比也算是低的。去年银行业利润整体上升近40%，但迫于监管层和舆论压力，银行高管的薪水反而有所下调或者保持不变，唯一涨薪的是深发展的一位外籍行长。这么做虽然不符合多劳多得的精神，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明智的。邓小平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一定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限制高管薪酬的动机是好的，但这尚未真正触及本质问题。银行为何那么有钱？还不是因为金融业没有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