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全球需要艰难度过未来12个月

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政策，已经从呼应选民的计划，变成了现实的数据。这使得明显进入增速放缓时代的中国经济，更为雪上加霜。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吸引外资已经连续第六个月下降，而这个趋势似乎还有延续之势。事实上，这一趋势主要来自传统的外资来源高地——美国和欧盟27国。

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8.1%，这是近3年来最低的增速。而5月中旬发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也普遍低迷，这似乎预示着，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更大幅度放缓。

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及美国债务上限风险，确实影响了两地区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但是，两地政府在选举周期中提出的“再工业化”也是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

美国的“再工业化”能成功吗？欧债危机将如何发展？发达国家“内向”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期采访了毕马威国际主席安茂德。

中国经济未来三年还会加速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欧美经历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尤其是制造业，你觉得这是否违背了全球化的发展规律，以及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你怎么看？

安茂德：我认为你是对的。

目前的情况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当经济周期改变，货币贬值，有富余的劳动力，国内生产的成本变得更高，比如美国。

而另外一个更大的特点是，因为过去的18个月欧元区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对海外投资的信心不足，对投资非常谨慎，包括银行、等。

那么问题就是人们当前应该往哪里投资？哪里是高增长的市场。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逐渐崛起的中产阶级，转向高增长的新兴市场。我最近交谈过的一些跨国公司都计划在未来5年内加大在高增长的新兴市场投资、运营的力度，因为他们要考虑最优的增长策略，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在南非等新兴国家？中国正在和这些国家互相竞争。

我最近交谈过的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他们未来发展的关键。因此你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暂时的，未来三年内还会加速。

日报：你怎么看待“再工业化”政策的延续性？是否会被今年的政府换届选举所影响？

安茂德：美国政府确实对恢复国内经济增长下了很大力气，包括努力降低失业率，当经济情况好转之后，着手解决国债问题。欧洲的情况则不同，他们首先解决的是债务危机，然后发现经济增长停滞了，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因此英国出台了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跨国公司需要更好地诠释“全球化”

日报：目前跨国公司普遍面临一个问题，他们一方面需要把岗位机会留在本国以增加本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找高增长低成本的市场，你有何建议？

安茂德：是的，回顾一下历史，一般是发达国家希望全球化，因为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益最大化。现在情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希望全球化，而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想保护本国市场。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更好地解释全球化的好处。比如说中国有很大的进口量，从其他国家买很多东西。当他们不再鼓励中国出口时，自己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些公司需要更好地诠释全球化的好处。

中国公司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不仅会看股东的利益，还有员工、客户、供应、当地社区等等，他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和角度评价对贸易投资的益处。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只看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当地社区的利益。比如中国在非洲进行矿产投资，会在当地修铁路、建学校、修房子，让当地人意识到这件事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中国只把矿产资源买回来，而不做这些事情，就不会让当地人体会到海外投资对他们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在拓展业务时需要做的事情。

全球需要艰难度过未来12个月

日报：欧债危机对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你认为各国领袖应该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欧债危机？

安茂德：我们需要（艰难地）度过接下来的十二个月。

很多国家面临较大数额的融资，因此IMF、ECB和银行自身需要对资本市场提供一些支持，例如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情况。比如西班牙，需要让政府意识到他们将会严肃对待债务危机这件事并且给出好的解决办法。

比如意大利总理在博鳌的演讲，就给了市场一些信心。他作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很清楚国内状况，也做了一些正确事情，包括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减少支出，提振经济，使人们恢复了一些信心。所以你在意大利的街上没有看到暴动。

日报：欧债危机对欧洲银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那么对整个世界银行系统的影响会不会继续扩散？

安茂德：我认为全球银行系统并没有产生危机，但是会进行改革。你现在可以看到银行系统的资金缺口是很大的，尤其是欧洲。因此问题就是怎么合作，从哪去获得这些资金，人们就会把目光转向亚洲。亚洲银行系统状况是非常好的，流动性很充足。因此你会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进入亚洲的金融和债券市场。

日报：中国最近也受到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平台债务的困扰，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一些风险。与欧债危机相比，其风险如何？

安茂德：这个没有办法比较。因为欧债危机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由于欧洲银行体系与世界银行体系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而中国的债务问题更多的是基于本国国内，可能会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范围相对较小。中国在2008年、2009年实施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对此也有一些影响。

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0%以上，而欧洲的增长几乎为零，因此他们没有资金来源偿还债务。我觉得中国的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10%就太高了，会产生通货膨胀问题、劳动力问题、银行系统问题等等，因此7%~8%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日报：中国监管部门可以从欧债危机获得什么启发？

安茂德：我觉得首先是确保银行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贷款发放的比例要合适，并且投放到恰当领域，比如不要贷款修建多余的房子或者铁路，应该确保贷款投资能够有恰当的回报。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来加强对银行系统的监管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