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希腊 欧元区如何抉择

近期以来，希腊由于组阁失败再次成为“暴风眼”，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消息也愈演愈烈。而据媒体报道，欧洲央行一位代表也首次在公开发言中提及，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上周，国际金融机构协会达拉拉公开表示，希腊退出欧元的成本将无法承受，很可能会超过先前估算的1万亿欧元（1.25万亿美元）。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希腊与欧元区的命运，正处于舆论的“舌尖上”。

希腊会否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内源性”的问题：货币联盟存在设计缺陷，没有辅以有力的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今天，《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三位专家为大家解读。

希腊抉择：

是否退出欧元区

NBD：由于组阁失败，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再次成为“暴风眼”。希腊的抉择是否与6月份的大选密切相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有多大？

江时学：希腊的抉择与6月份的大选有关系，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希腊的选举，最终结果或许是反对紧缩的党派占上风。

孙立坚：希腊目前面临的现状是，如果去融资，市场会做空希腊，造成希腊的CDS价格居高，希腊债券的收益亦居高，在此背景下希腊无能力融资。希腊还剩两个选择：一是靠自己，但希腊的产业结构是盛周期结构，造船和旅游是两个支柱产业，而经济状况不好，造船旅游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只有最后一个选择，即请求支援。

从目前来看，希腊退出欧元区是不可能的。首先，退出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希腊退出即是违约，不光是债务人，还涉及债权人，而债权人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一旦债务违约，银行业就会出现挤兑危机；而挤兑一来，银行会出现倒闭风险；由于欧洲银行大多是混业经营，有很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产，一旦出现挤兑，银行就会变现以确保不出现倒闭。而在这样的链条中，一旦银行大量抛售资产，那么股市、债市等都会遭遇巨大打击。整个金融市场就会出现二次探底，会产生全球系统性风险。其次，德国不希望希腊退出，所以还是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因为德国是靠制造业出口生存的，德国之所以加入法国主导的欧元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利于出口。

张茉楠（”微博”）：对于希腊而言，留在欧元区的成本并不比退出欧元区要低。近日，在政治持续动荡的情况下，内外压力都可能会逼迫希腊离开欧元区。希腊政府和“三驾马车”之间陷入僵局，恐慌性情绪导致资本和存款外流加剧。一旦希腊新政府不能达成对“三驾马车”的紧缩承诺而选择违约或破产，那么希腊留在欧元区还有什么意义？对于欧元区来说，留一个破产和违约的希腊，无疑将导致欧元区品质更加下降，导致欧元区诸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债务风险上升。而对于希腊来说，受制于强势欧元的压制，经济丧失活力，实在是看不到经济增长的希望，那时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必然的。

欧元缺陷：

亟待共识强心针

NBD：如果退出欧元区，希腊能“独善其身”吗？

江时学：退出对于希腊来说将是一种灾难。资本外逃加剧，金融体系崩溃，国家资信一扫而光。

张茉楠：如果希腊选择了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路径，起码对于希腊自身而言，可能对未来获得竞争力、调整政策和经济结构的弹性和空间等都有优势。而现在希腊如果想调整经济结构，内外部的条件都不允许，欧洲“三驾马车”更强调希腊的财政紧缩，而这种财政政策只能让希腊的债务前景更加恶化。希腊连续6年经济衰退，在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其债务融资只能是 “借新债还旧债”，希腊将无法摆脱恶性循环的怪圈。

NBD：欧元区所面临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内源性”和“天然缺陷”，这种缺陷是否能出现“两全”的奇迹？

孙立坚：“两全”的解决措施只有救助。欧元区的“天然缺陷”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汇率机制的缺陷、宏观调控机制的缺陷和有效管理机制的缺陷。欧元区至今为止还处于一个整体“货币齐步走”的状态，是在进行一个“绑腿跑”的游戏，而“绑腿跑”中，不是看单个谁跑得快就能到达终点。

按理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应该是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捆绑在一起的，同步增长或者同步衰弱。比如国家强大，经济发展，贸易顺差增加，本国国币需求增加，货币就会坚挺，反之亦然。这也是货币增值和贬值的特征，而欧元区违背了这个常理，捆绑了欧元区各国应用宏观调控机制来调整的弹性。不管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基本面怎样恶化，欧元都无法按照这些个别的成员国的基本面恶化来进行充分的调整。

而从这些持有欧元的债务重灾国的基本面情况看，欧元今天应该大幅贬值以提高这些“重灾区”的国际竞争力。但欧元调整并不充分，而且即使未来调整得体，希腊等国经济复苏能力还是十分有限。欧元的贬值是“间歇式”的，贬值以后常常会因为德国经济指标的强劲而迅速得以反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欧元的波动，比如希腊主权评级下调，欧元就大幅下跌。

欧元区的危机是认识不到位的危机，是“人祸”。欧元区的危机之所以拖到现在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欧元捆绑了欧元区的国家，但只要债务国家减少开支，债权国家努力说服纳税人，只有渡过这场危机，欧元去才能走下去。而大家目前都在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解决这次危机。

中国应对：

推进市场化改革

NBD：对于欧元区而言，最近紧缩政策成为众矢之的。

江时学：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尤为突出的就是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和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而这两个问题与庞大的公共部门效率低下、社会福利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失调等问题密切相连。因此，欧盟将财政紧缩作为纾困的条件是情有可原的，甚至也是天经地义的。

而财政紧缩本身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勒紧裤腰带”之类的反危机措施使希腊等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外部救助，这些国家就难以走出困境；要得到这些救助，他们必须减少财政支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紧缩损害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冲突也愈益严重；而在经济得不到复苏的不利条件下，只能继续依赖外部救助。

欧盟也开始认识到，过于严厉的财政紧缩对恢复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欧盟在要求希腊等国控制财政开支和减轻债务负担时，必须加大发展经济的力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减少财政紧缩导致的社会成本。

NBD：若希腊退出欧元区，会对中国经济、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孙立坚：中国宏观经济未来也会因为欧洲经济形势的恶化而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汇率波动的挑战。美元大涨、欧元震荡所带来的换汇成本和汇率风险上升的格局。二是游资冲击的挑战。国际资本在构建他们新的资产组合过程中，会增加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高收益投资比例。这对中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大宗商品所构成的要素市场价格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三是财富缩水的挑战。欧美经济的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和其价值的稳定维护。

对中国经济而言，当下最好的“防火墙”就是要拿出让“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智慧和决心，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并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让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和市场活力得以充分体现，由此确保中国经济在欧洲局势动荡和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也能够做到“量”的稳定和“质”的飞跃。目前我希望温州金融改革的问题、民营资本的推进问题、中国的国企打破垄断问题等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希望能形成一套能够激活内部市场活力的机制。

对话嘉宾

江时学 社科院欧洲所副所长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