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推动稳增长

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两难选择。随着近期下行风险的上升，”宏观经济”政策会进行相应的预调微调。今年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朱海斌）4月份的经济数据加深了市场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忧虑。之前公布的采购人经理指数显示中国经济正逐步企稳，然而4月经济数据的公布却给市场浇了一盆凉水。

对外贸易方面，4月份出口仅比去年同期上升4.9%，进口更是只比去年同期上升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国内经济运行方面，工业增加值较去年同期增加9.3%，是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投资和”消费”的增速都出现进一步的下滑。此外，4月份用电量仅比去年同期增长3.6%，较3月份的7%有明显的下滑。数据公布之后的几天，市场纷纷下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短期看，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堪忧。导致今年经济减速的两大因素，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和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的效应，仍会持续发酵。在欧洲，经济复苏仍然乏力，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然困难重重。强化财政纪律方面的努力对于解决欧债危机固然重要，但是却加重了欧元区的经济萎缩和失业率上升，使经济陷入减赤—需求下降—低增长—进一步减少财政支出的怪圈。这一局面加深了民众的不满，并导致欧洲政治风向的转变。法国左派上台、荷兰的政府危机和希腊的政局动荡给欧债危机的解决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尤其在希腊，随着对财政紧缩不满的情绪升温和左派势力的扩张，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显示，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相比目前预期的情况进一步下降两个百分点。这无疑会对中国目前低迷的出口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持续努力导致了一些经济支柱行业，如房地产、钢铁、汽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以房地产为例，持续的楼市调整使房价自去年三季度以来缓步下调。这是可喜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销售和新开工面积均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并直接影响了房地产上下游行业的需求。如何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保持内需的相对稳定，成为今年中国政策制定的首要难点。

从4月份的数据看，政策方面的相对滞后也是中国经济近期下行风险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对更偏重于调结构。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时点都要晚于市场预期。在国内国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加谨慎。今年以来的信贷数据显示中长期贷款仅占”银行”新增贷款的30%，远远低于60%左右的历史平均水平。

内需的不足意味着存准率的进一步下调和流动性的放松对刺激经济的效果可能不大。从刺激内需的角度，有两个可能的政策备选方案。一种是通过财政政策提高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另一种是降低利率，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

笔者认为第一种政策更可能会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一方面，4月份的经济增长虽然低于预期，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降低利率有可能会大大强化市场在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预期，其对经济各个部门的效应也无法保证有保有压。这与政府今年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努力相悖。因此，除非经济出现进一步的明显下滑，我们预计今年下调利率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从前四个月的政策执行情况判断，中国政府在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前四个月的财政盈余为8750亿元，而全年财政赤字目标为8000亿元（加上中央财政稳定””的预算，全年财政赤字可以达到1.07万亿元）。从具体措施看，政府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刺激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一，稳定投资需求，一方面保障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另一方面启动一批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重大项目。重点的投资领域包括农村和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铁路、环保、”新能源”、新技术和保障房建设等。最新的迹象显示政府审批重大建设项目的步伐已经加快。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加快落实新非公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第二，实施和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比如,目前在上海试点的营业税转为增殖税的改革可以尽快扩展到其他省市。

第三，出台促进消费的措施，完善民生和社会保障体系。5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总额363亿元的促进节能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这既可以达到刺激消费和稳定内需的目的,也有助于推动”节能减排”和促进相关行业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经济在短期的下行风险上升,但是政府在坚持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保持经济的软着陆。财政政策将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帮助中国经济在下半年恢复稳定增长。值得指出的是，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预示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经济政策会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