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美国机构的中国幸福感研究有失客观

新华网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倪元锦)尽管许多中国人尚不能拍着胸脯说“生活很幸福”，但对于日前”美国”研究机构称“中国近20年经济转型的结果是人均GDP成倍增长伴随着富裕阶层与底层民众间‘幸福感鸿沟’逐渐拉大”也不见得怎么认同。

近日，美、法、德媒体分别刊播文章援引《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学报》(PNAS)研究结果称，“1990年，中国68%的富裕阶层和65%的贫穷阶层体会到很强的幸福感；2007年只有42%的中国低收入群体表示有较高的幸福感，而这一数字对于富裕阶层来说是71%”。

德新社报道称，“PNAS这项跨越1990年至2010年、基于多项选择问卷的研究包含6个覆盖1000至5000名受访者的小范围调查”。

此间观察家认为，找到充其量是中国13亿人口0.00038%的样本，去打钩简单的多项选择问卷，并以此描述一个大国20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变迁，其研究方法本身就值得商榷，而研究结论也就更难以站住脚跟。

“与可以量化的GDP和收入不同，对生活的‘满意’或者‘幸福’，归根结底是一种主观体会和情绪表达，与个体主观需求有更直接关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孙群义说。

这就如同近日《华尔街日报》在质疑美国国家科学院(即NAS，PNAS隶属于此)的一项分析调查美国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所提及的，“衡量情绪远比数人头困难”。

“构造一个联邦幸福指数将是一件棘手的任务。”《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说。

而对于试图描述中国十几亿民众20多年来“幸福感”变化的“情绪研究”来说，PNAS的“研究结论”难以服人。

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确实存在一些社会问题而令一些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下降，继而产生“不幸福感”；中国的富裕阶层也并非心想事成，单就”金融”危机导致外需疲软、资产严重缩水，足以令他们中的一些因严重焦虑而顿生“不幸福感”。

PNAS此项研究的领衔者、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说，理论表明幸福感会随收入提高而增强；但没有证据显示中国“自1990年以来人均GDP成倍数攀升背后的生活幸福感显著上升”。

孙群义认为，人均GDP或收入增量与生活幸福感是两个并非能够量化比对的指标；幸福感是主观体会与情绪表达，与个体的过去经历有关，也与整个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横向对比相关。

1990年，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观需求是温饱，能拥有自行车、洗衣机、电冰箱便是富庶，主观需求不高且较为单一，幸福标准差异不大。20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令中国人钱包鼓起来，收入差距也同时拉大。

“马斯洛理论决定了民众会‘向上比较’，虽然20多年来中国人均GDP和收入都大幅增长，但提升更快的‘幸福标准’是导致所谓‘不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孙群义说。

PNAS的研究还称，“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苏联、东欧的社会转型期”，并将这种“不幸福感”归咎为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显然，这也有失公允。

诚然，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社会发展进程是客观事实。当前摆在转型期中国面前的最核心的目标是如何如期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改善民生，并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

“关键在于农村、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低收入人群等。”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全世界尚没有任何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能够实现在同一个时期内进入到小康社会的。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未来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10年前的中国，10亿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现在医保覆盖了12.6亿人。政府正在建设的上千万套保障房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人口的居住难题。”胡鞍钢说。

今年，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将直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比上年增长近20%，地方财政支出也将大幅向民生领域倾斜。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已在创造就业、农民工进城子女上学、保障房建设、社保制度建设、教育卫生服务等领域提出量化改善目标。

中国政府今年将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近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发生积极变化。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4%，不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增速更创下1985年以来的新高。

“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均同时存在的阶段，这是全球普遍现象，与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关联不大。”孙群义说。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