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两促增长 内容不尽相同

多年以后，广东退休干部王中丙站在湛江钢铁基地的高炉下面，将会回想起当年在国家发改委拿到项目批文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候，虽然中国经济增速仍保持在8%以上，但由于内外冲击导致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政府推出了“稳增长”的政策，借此东风，王中丙和他治下的广东湛江市圆了多年的钢铁梦，激动的王市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散发着墨香的红头文件倾情一吻，“吻”增长的画面一时风传九州。

在那之前的2009年，中国曾经上演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增速保卫战，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粉墨登场，发改委批项目，财政拨资金，银行放贷款，不出一年时间，中国经济“V”形反转，危机处理能力博得满堂喝彩，但也留下了重重隐患。

四年两促增长，路数大致相同，就是通过上马让王中丙、李中丙和刘中丙们喜上眉梢的投资项目拉动经济，换了新瓶装旧酒，穿上新鞋走老路，于是身居书斋却胸怀天下的学者们纷纷疾呼：不能在一个地方两次跌倒！

不过，如果细究两次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内容，还是可以发现诸如经济环境、刺激规模和投资结构等多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体现着中国政府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任务之间的小心腾挪，也有可能为未来的经济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环境差异

四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完全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此次经济增速下滑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说，市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本轮经济增长的底部是否已经来临，抑或仍需假以时日。判断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本轮增长放缓的原因和相应的政策应对。过去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下降有潜在增长率放缓的大背景，也就是说，总需求增长下降起码部分符合供给潜力增长的放慢。

“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需要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而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只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带来通胀压力。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头几个月宏观政策的放松比较谨慎。”彭文生表示。

回顾过去两年政府对经济的态度及政策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在提高，同时灵活性也在增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开始全力控制通胀，之前应对金融危机影响的刺激政策陆续退出；2011年年中左右，政府对通胀的看法曾出现过反复，从开始的较为乐观到后来的承认难度，所以工作重点没有转移；2011年三季度开始，经济显现回落迹象，政策开始关注到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并且提出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2012年两会至今，稳增长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直至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个苦涩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已无法重现当年之勇。彭文生指出，企业部门过去资产负债表扩张很快，去杠杆的压力较大，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构成阻碍经济增长动能自我修复的一个主要因素。政策则需要加大预调微调力度，以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规模缩小

对于稳增长的具体措施，国家发改委显然不愿意面对“新四万亿”的指责，因此近日召开新闻吹风会，澄清外界关于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呼之欲出的报道。近期也陆续有不同层次的发改委官员出面表态，新的刺激经济政策不可能重现当年的规模。

与四年前相比，推动投资的力度将有所收敛，一方面是政府有意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能力所限——现有的政府债务杠杆较高，无法撬动更多的资金。

据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统计，2010年底，中央政府债务6.7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5.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大致10.2万亿元，铁道部负债(剔除银行贷款)1.72万亿元；以金融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形式的或有负债4.2万亿元。中国可统计的政府债务为28万亿元，占GDP的70%，其中未计入隐性养老金等缺口。

上一轮经济刺激政策看似财政政策力度空前，但实际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仍是信贷投放，这与其他西方国家刺激经济时的政策措施不同，所以中国的刺激经济的成本多体现在银行领域，比如数量庞大的平台贷款，而西方则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但这一政策奏效的前提是政府要有足够的收入作为资本金，在土地出让收入受房地产调控影响而陷入停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故伎重演，经济刺激政策的规模必然受到限制。

结构调整

喊了两年的调结构，政府不可能因为稳增长而完全放弃，在经济刺激政策中，可以找到明显的调结构印迹。

以备受诟病的钢铁项目为例，在实际审批中有较大调整。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巡视员李忠娟透露，发改委在核准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时，项目建设均以压缩钢铁产能为前提，其中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614万吨，广西和武钢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070万吨。

投资大致可分为三类：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上一轮经济刺激中，三类投资均有较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其中房地产投资表现尤为突出，并成为经济快速反弹的头号功臣。

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制造业投资受制于出口疲软状况，拉动难度较大，因此重点将会回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受政策及投资主体(如地方融资平台)资金状况影响，可调控的空间较大。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尽管已经核准的投资项目能够帮助推动今年的投资，但如果私人部门投资继续受到出口和房地产建设活动走弱的抑制，那么这些将不足以支持更长期的经济增长。要发掘新的增长动力，政府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以鼓励更多的民间投资，包括对服务业的投资。

在传统的民间投资大头房地产投资哑火的情况下，政策层面开始在其他投资领域为民间主体提供投资渠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市政、能源、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近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文件集中出台，先后有铁道部、卫生部、交通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部委放宽相关要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